引子:俄界会议是红军长征的伟大转折,中央北上方针的最终实现。 俄界会议:坚定信念、统一思想 俄界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90年前,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肃境内,第一站到达的就是这里。这个地处迭山深处的小山村,见证了中央红军在重要历史关头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央红军在这里紧急召开俄界会议,危急时刻,力挽狂澜,避免了内部矛盾激化而导致党和红军分裂,为最终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创造了条件。 俄界会议为何召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从江西根据地出发,开始了长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和行军,中央红军于1935年6月到达四川北部的懋功(今小金县)。此时,第二、第四方面军已经先后到达甘肃境内,并与第一、第三方面军取得了联系。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国焘却发动了分裂、破坏党和红军的活动。他不服从中央领导,擅自改变了原定的北上进入甘肃的计划,率领第四方面军向西南方向转移,并企图拉拢第二方面军和第一、第三方面军跟随他。他还散布谣言说毛泽东等人已经被捕死亡,妄图篡党夺权。 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严重威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为了挽救危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35年9月12日在四川北部的俄界(今甘南迭部县)召开。这就是俄界会议。 1935年6月,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党中央确定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拖延北上行动,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搁浅,红军不得不改道穿越草地北上。 张国焘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和中央唱反调,公然违背中央决定,反对北上抗日,率领红四方面军公开分裂红军,重返草地,南下四川。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依仗着自己人多、枪多,当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县达维会师时,据说中央红军有二万多人,四方面军有十万人,张国焘多次想摸中央的底,他认为中央红军是残师败旅,人数不足五千,所以他才敢要挟中央,向中央叫板。 根据彭德怀回忆,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大体不会超过六七千人,且是疲惫劳苦之师。长期作战,长期行军,长期营养不良,得不到休整,有病有伤得不到及时地治疗,部队已经达到了极致。中央红军在走出草地到达俄界期间,部队减员一半,而且中央红军已经失去全部重装备,后勤供给基本全无,红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据一些老红军生前回忆,他们只在打下遵义时进城剃过一次头,发过一套军装。此时战士们个个又黑又瘦,几乎人人有病,全靠精神意志支撑着,而外部国民党敌军的围堵形势依然严峻,早在红军尚在川西之时,国民政府就断定红军会北出甘南,于是调集兵力进行严密部署,在岷县、临潭布防并死守腊子口,国民党中央军则在外围防守,试图构建起一道严密的防线来阻挡红军北上,内忧外患,此次,几乎到了要置中央红军于死地的绝境。 紧急情况下,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同时避免红军内部冲突,于9月10日凌晨迅速率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连夜北上,9月11日到达甘肃南部的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并再次电令张国焘北上,张国焘仍旧不听,径自率领部队南下川康藏边界。 会议就是在这座木制的藏式民居里召开的,屋内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等同志居住时使用的灶台和土炕。 俄界会议主要议题 俄界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者有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其他一些干部。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并指出他违背了党和红军的利益,背离了工农群众和革命根据地。会议要求张国焘立即停止分裂活动,服从中央领导,回到原定路线上来,并向全党全军作出检查。 二是关于红军北上进入甘肃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确定了红军北上进入甘肃的战略方针,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会议认为,北上进入甘肃是最有利于革命事业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与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合,打破国民党的包围,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可以支援西北的抗日斗争。会议决定将第一、第三方面军改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继续北上。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开始,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该方针,主张向南是没有出路的,因此红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二是鉴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且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此方针是可能的;三是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需考虑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以及右路军中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仍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经与会人员认真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会议认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被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更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中央再令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北上的电报 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与张国焘的争论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力量,轻视自己力量,丧失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其分裂红军的行为是机会主义,还分析了其军阀主义倾向等错误根源,申明要坚决纠正其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之作斗争,此决定当时仅传达至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 会议决定立即开展部队整编,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 俄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总结说:“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俄界会议的意义 1.俄界会议是红军长征的伟大转折,它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巩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打击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 2.是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的重要标志,它表明了毛泽东在理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卓越才能和威望,为他在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央领导核心奠定了基础。 3.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发展思想、提高水平的生动体现,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困难和危险面前不屈不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风格。 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会后,红军很快开始了新的征途,党中央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说明了当时的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并向全军发出了为执行北上方针的告同志书。会后第二天,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离开高吉村,向北上唯一通道腊子口进发,拉开了攻打腊子口的序幕,加快了北上抗日步伐。周恩来则留在高吉村接受当地藏医的救治,在伤势好转后,离开高吉村与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会合。 俄界会议对张国焘采取争取挽救、不开除党籍的处理方式,开创了党内斗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先例,正是这种应变务实的态度,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引领中共革命逐步走向胜利。 等在迭部俄界会议重要节点采集“忠魂土” 以史为鉴,砥砺前行,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依然深深地为革命先辈们高超的政治智慧、坚定的革命信念、坚强的意志品质感到折服。任何时候都必须始终坚持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时刻,党中央通过这次会议明确了方向,统一了思想,确保了红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继续前进。会议中红军将士们在面临张国焘分裂行径以及艰苦的自然环境等重重困难下,依然坚定北上抗日、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地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正是这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了一切困难。尽管面临分裂危机,但留下来的同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应对困难,正是这种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团结协作的力量,众志成城,凝聚全国亿万同胞,以摧枯拉朽的强大合力,共同赢得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曾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