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难忘

  恩师难忘

       1982年1月16日的下午，从郑州大学人事处领到《派遣证》，隔了一天，便在坐落于文化路北段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登记入册，成了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至今已是42个年头。

       冬去春来，时光任苒，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太多太多的人和事曾经在身边缠绕，像雨像雾又像风，挥之不去，不招自来，喜耶悲耶，难以诉说。2018年离开集体生活，淡出公众视野后，一些所谓的“人”，和一些所谓的“事”，渐行渐远，乃至无影无踪，惟有引领我踏入学术门槛的三位先生，却是时常在脑海里浮现，历久而弥新。

       第一位是廖立先生。

       受刘济献等老师的影响，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已喜欢上“中国现代文学”，课余之暇，常向他们请教鲁迅、巴金作品中的一些敏感问题。不知是什么时候，刘老师突然说，咱们系的廖立先生是很有学问的，他在开封师院教过苏俄文学、文艺理论、古代文学，来郑州大学后讲现代文学史，开鲁迅专题，尤其是对《野草》的研究，得到北京师范大学李何林先生的赞赏，而且他开的每门课都是深进浅出，史论结合，很受学生的欢迎，遗憾的是，因“文革”时期的派系斗争和个人之间的恩怨，与现任领导班子的关系很紧张，至今没有给他安排教学任务，常年在家赋闲。言外之意，不能聆听他的教诲，是我们这一届学生的一大损失。

       也许刘老师说这番话时，并没有过多的含义，随便发发感慨而已，但却触发了我的某根神经，私下里已对廖先生是“高山仰止”了。

       初识廖先生是大学四年级的下学期，这学期的课不多，主要任务是写毕业论文。因和毛德富兄、郑岗岭兄一同拜访过河南新诗人苏金伞先生，也看过他的《地层下》《窗外》《入伍》《勃鸪鸟》等诗集，趣味相投，情感相近，便立了《论苏金伞的新诗创作》选题，初稿完成，第一时間呈请刘老师修改指正，他看后还算满意。闲聊时说，我今天下午去看廖老师，你跟我一块去吧？

       廖先生住在顺和路黄委会家属院，是夫人单位分的房，五六十年代的苏式建筑，普普通通，有五六十平米大小，干净整洁，布置的温馨从容。老人家高高的个，面孔清瘦，两眼清澈明亮，待人和蔼可亲，没有客套话，三言两语之后，便直奔主题，那天的谈话内容是讲廖先生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调动的事。刘老师说，您在郑州大学职称一时难以解决，心情也不顺畅，换换环境也好，到那里可继续您的鲁迅研究。不料，廖先生却说，现在的兴趣已转移到边塞诗方面了，正在校对整理岑参的著作。刘老师愕然，问起原因，他说，搞古代文学的多数看不起研究现代文学的，说后者的史学功底不扎实，更不具备严谨的考据精神，他不信这个邪，就是要转换方问，拿出一些货真价实的东西，打打这些人的脸。

       第一次见面，廖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窃以为，他不但知识渊博，通古达今，而且性格刚毅，韧性十足，同时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思维和认知仍停留在“文革”时代，未能跳出旧的漩涡和固有的小圈子，对新时期的人和事多有怨言和不理解，恐怕这是他不为中文系领导们所接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半年之后，我大学毕业，据传先是分配到河南省委党校文史教研室，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调至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编辑部，入院一个星期，即在文学所办公室见到了廖先生。对我来这里工作，他是很高兴的，嘱咐我先熟悉编辑部的业务，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过几天会给我定个学习计划，列个书单。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是拨乱反正之后，根据新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立的，建院伊始，对知识和人才是很重视的，廖先生是知名学者，自然是礼遇有加。他虽然在黄委会家属院有住房，但为了工作和生活方便，院里仍给他安排了个小单元的休息场所，我就是在那里拿到他给我制定的学习计划表和开列的书单的。

       廖先生是解放前读的大学，国学功底非同一般，新中国成立后，紧跟时代步伐，又认真、细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文学，再加上长期在高等学府任教，其学识、修养、见闻都是相当出众的，他开出的书目，全然都是古今中外的经典杰作。不解的是，他明明知道我热爱现代文学，也立志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而在他开的书单里却没有一个现代作家的名录。

       不解归不解，我还是按他老人家开的书目，囫囵呑枣似地读了一遍，从理论的角度讲，不能说一下子上升了一个层次，而感觉却是受益匪浅，好极了。

       将廖先生开列的经典通读一遍后，我也试作写了点东西，名曰《郁达夫与林语堂》，战战競競送给他指点，他看后说，你很会写文章，能扬长避短，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会成功的。对其所言，我有点疑惑，不知自己的长是啥，短在何处？看我一脸不解的样子，他又言道，擅长收集史料，灵活运用史料，从中提练出自已的见解，以史为鉴，表明观点，抒发情感，这是你的所长，走的是一条“六经注我”之路。你的短处是理论修养不够，离开史料的支撑也就不知所云了。

       听先生所言，我似乎明白点什么，古人云的做学问有两条路，一是六经注我，一是我注六经。前者从浩翰的史料中寻找新意，提炼观点，微观是也；后者则须有深厚雄浑的理论作基础，高屋建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明方向，曰宏观大道。

       人是贵有自知之明的，对自已我还是有清醒认识的，生长在豫东一个偏僻的小乡村，孤陋寡闻，没见过大世面，上中学时适逢十年“文革”，所学古文和历史仅限于课本，爱读的小说，全是红色革命书籍，诸如《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上大学之后才有幸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至于《巴黎圣母院》《呼啸山庄》《羊脂球》《静静的顿河》《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则是闻所未闻。“外国文学”的概念也是这个时候才有的，上大学之前更不知“文艺理论”是何物？

       没有坚实的古文基础，也没有学过深奥的哲学原理，只是凭着兴趣和爱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依据第一手资料，铺张叙事，为喜欢的作家刻块碑立个传，仅此而已，若要将其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则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是勉为其难的。

       廖先生的一番点拨，真是如醍醐灌顶，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优势和短板，遂放弃艰涩的理论书籍，轻松愉快地在“史料”的园地里辛勤劳作，不求有惊人的发现，只为寻找精神的极乐世界，在那里安身立命，放飞自我。

       从青春到白发，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学问之路仍遵循的是廖先生当年所指的那条道。

       第二位是栾星先生。

       知道栾星先生的大名也是在大学读书期间。1980年，栾星先生费尽10年心血校注的《歧路灯》由中州书画社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连我们文科楼里的同学也有不少人在读在议论。这本名不见经传的清末三流小说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狂热”，以下几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出版界荒芜了十余年，无论什么样的著作出版都是稀缺的，更何况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红色书籍的“另类”，尝鲜换口味是人的共性；二是中国哲学界泰斗冯友兰先生为该书题了签，名人效应使然；三是著名作家姚雪垠为该书写了“序言”，称这是“一部埋没了200多年的优秀作品”。

       冯友兰是何也人也？北京大学教授，美国芝加歌大学博士，一部《中国哲学史》有拓荒之功，享誉海内外。姚雪垠又是何等人物？多卷本的历史小说《李自成》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和支持，茅盾先生更是推崇有加。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谁人不知，那个不晓。

       有了冯友兰和姚雪垠两位豫籍名人的极力推崇，《歧路灯》想不火也难啊！不知我们之中的哪位同学向教文艺理论课的蓝翎老师说起过这事，而且引起了他的关注。一次在课堂上他专门就《歧路灯》发了一番议论，大意是：栾星先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相知甚深，无话不谈，但对其所言，《歧路灯》是和《红楼梦》《儒林外史》三足鼎立之说，是不敢苟同的，充其量，它是沙锅三条腿中断掉的，用泥巴沾上去的那一条。话外之音，姚雪垠、栾星对《歧路灯》的评价言过其实，过分赞誉了。细想起来，蓝翎先生所言是极富哲理的，说《歧路灯》埋没200年，是因手抄本之故，此言差矣。《红楼梦》《儒林外史》又何尝不是手抄本，为什么就能从民间走向殿堂，广而传之，流芳百世，而《歧路灯》怎么这条路就走不通呢？实际上，上世纪之初，冯友兰、冯沅君兄妹也曾倾注心血将其出版发行，后因反应平淡，无疾而终。从这一点来看，《歧路灯》之所以未能广为流传，确实是艺术价值不高所致。

       蓝翎先生是毛泽东主席眼中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年轻的“红学家”，才华横溢，是莘莘学子崇拜的偶像。他的每次课我都是认真听，细心记的，关于《歧路灯》的议论和“栾星”的大名由此铭记于心。

       栾星先生1944年河南大学文科毕业，当过教师和中学校长，以新诗和散文闻名中原大地，1957年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从省文联发配到河南省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因时代和境遇发生了变化，不能放声歌唱，不能发文抒情，又不甘沉沦，只有从故纸堆里去寻觅人生的真谛和乐趣，消磨那漫漫长夜和无尽的酸楚。使他蜚声学术界和新时代文苑的巜歧路灯》就是心血和汗水化作的亮丽彩虹。1979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他通过国家级的学术考试，招聘到文学所任副研究员，继续他的古典文学研究，专著有《甲申史商》《李岩之谜》等。我首次去他府上拜访是1982年的初春时节，地点是健康路省图书馆家属院，小平房，面积不大，满屋子都是书。

       踏进栾星先生拥挤狭窄的书房，虽然灯光有点昏暗，但心里感觉却是无比宽敞明亮的。在此之前，他已听别人介绍，我喜欢现代文学，已有《论苏金伞的新诗创作》在《郑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今昔谈》上也刋出了《徐玉诺在淮阳》等散文，所以一见面，他就掏心掏肺，倾其所知所见，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河南“五四”新文学发展史，鲁山的新诗人、小说家徐玉诺，西平的“恶魔诗人”于赓虞，唐河的女作家冯沅君，卢氏的散文家曹靖华，杞县的小说家师陀，邓州写《差半车麦秸》的姚雪垠，和我论文中的苏金伞等，如数家珍，纤细不漏。或议或论，或褒或贬，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因为他既是知情者，又是参与者，旁观者清，他是也，风暴眼里，感同身受，他又是也。

       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如沐春雨，如坐春风。这些，我在与栾先生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中都得到切实体验。这之后，或在院里或在他家中，叨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诗人于赓虞》《论于赓虞的诗歌》《论冯沅君的小说创作》多篇论文发表。

       栾先生年青时写新诗，中年以散文成名，后来虽沉浸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但笔端里仍流淌着诗和远方的血液，即是字斟句酌的考据文章，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满带散文的韵味和诗的意境。受其影响，我后来的写作，也多是用散文的笔触论人叙事。

       在我评中级职称和副高职称时，栾先生的鼎力推荐，仗义执言，也是没齿难忘的。到社科院之初，我先是在《中州学刊》编辑部，尔后又在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是业余，乃学术的边缘，非主力军。第一次评中级职称，年限上刚挂边，无任何优势可言，在院学术委员会讨论时，是他的一句话定了乾坤。他说，小许的几篇论文我都看过，特别是发表在《河南文史资料》上的《诗人于赓虞》，史料翔实，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基础不错。学术权威出面说话了，别人也附合着举了手。

       评副高职称纯属意外，戏剧性的，按当时的标准，中级职称五年以上，外语考试及格者方有资格申报。综合考虑，我是没一丁点希望的，所以也就没有参加当年的外语考试，至于院里高级职称何时申报何时评审的浑然不知，事不关己嘛。某一天，省里突然有文件说，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可以破格申报副高，于是乎，我又赶上了趟。在院学术委员会开会时，栾先生率先发言，说，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赶时髦，追风，今天杜甫热就赶紧研究杜甫，明天说李白啦，又掉头写李白，发表的东西虽然不少，但大多属于根底浅浮之作，有投机取巧之嫌。小许这孩子老实，前些年研究河南现代作家，查史料，访故人，吃了不少苦，是下了大力的，成绩斐然，有目共睹。这几年开始研究郁达夫，走南访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小题目大文章，一篇接一篇，小有名气，前些时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浪漫才子郁达夫》就很有分量。什么是专家，专门做一件事，做出了成绩就是专家。小许就是这样的专家，郁达夫专家。一锤定音，我的副高职称顺利通过，时年34岁。

       人生的关键节点上两次得到栾先生的“恩惠”和帮助，实属荣幸之至，终生难以忘怀。

       第三位是张文彬先生。

       读大学时，很喜欢听专家学者的讲演，尤其是京沪名牌高校的公众人物。一次，历史系请复旦大学近代史学者蔡尚思教授作学术报告，主持人是系副主任张文彬先生。

       蔡尚思教授是“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讲演中间不知说到什么问题时竟扯上了陈寅恪和夏曾佑的一段旧事。

       夏曾佑先生出版过《中国历史》教科书，民国后长期出任教育部司长，是鲁迅的直接领导。重要的是，他和陈的父亲是同榜进士，又同为翰林院编修，两家来往密切。陈寅恪从海外游学回来，坐席未暖，就马不停蹄地到夏府请安。进了大门，穿过屏蔽墙，一眼瞥见藤椅上摇着蒲扇纳凉的老前辈，对他的来访，主人并没有显出很热情的样子，气氛有点尴尬，于是他便无话找话道，伯伯您近来在看什么书呀？老前辈慢悠悠地道，没看什么书，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没什么书可看呀！

       一句话将陈寅恪先生说愣了，嗜书如命的夏伯伯怎么不看书了呢？而汗牛充栋的古典古籍怎么就没有可读的呢？好长时间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后来他将这个故事说给学生听，让他们各自去寻求答案。蔡尚思教授跟着陈先生读过研究生，自然是会听过这个故事的。他那天的意思，很可能是说学海无涯，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不能像一些老学究，狂妄自大，固步自封云云。

       听了蔡教授的演讲，我带着好奇和疑问去李戏渔先生家里请教答案。李先生在清华大学做过冯友兰先生的助教，与蔡尚思教授是一个年龄段的人，二人有些来往。我将蔡教授讲的故事全盘托出后，他长叹一声曰：这个蔡尚思啊，几十年啦，怎么还是没长进，多简单的问题，动动脑子就能想明白。接着他点明了夏曾佑先生这两句话的用意，这是告诉年轻人做学问的路子，该读什么样的书，怎样去读书，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从古至今，面世的书籍成千上万，人生几十年，怎么去读也读不完，但聪明的古人早就将其分好类——经史子集四部，每部都有“精典”，抓住“精典”，提纲携领，也就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譬如小说吧，《红楼梦》是言情，《西游记》是神怪，《三国演义》是智谋，《水浒传》是江湖。中国的小说也就是这四大类，将这四部“精典”读懂弄通，再看其他的就没有啥意义了，也无须再浪费精力去看。李先生一语中的，解了我心中的疑惑，同时，张文彬先生主持的这次演讲和他的大名也随之留在了记忆里。

       1983年，张文彬先生从郑州大学调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过去我是在讲台下认识了讲台上的他，现在成了直接的上下级关系，经常在院里碰面，接触也就日渐多起来。有一次他需要某个专题方面的资料，安排相关部门的年轻同志帮他收集整理，好长时间过去了，也没见回音。闲聊时我便接了这个茬。那段时间，我正从《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附录“索引”栏目里，查找有关郁达夫的资料，顺手也将他要的东西一并给查找了。时间之短，速度之快，资料之完备，超出了他的预期，说我做学问已入门。

       大约是1984年初，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省委宣传部长侯志英任组长，张文彬先生任秘书长，办公室设在省社科院，编制3人，经费每年3万。办公室主任毛锡学先生是从郑州大学历史系调过来的，他之外，还空余两个编制，不久，院人事处通知我去规划办上班，说是张院长点名要的。

       “规划办”负责制定全省五年的社会科学规划，主要服务对象是郑州大学、开封师院、新乡师院、省委党校、省社会科学院，后来洛阳师专、信阳师专和信阳陆军学院也入了序列。所谓的“规划”，也就是些研究课题，几十项吧，有少量的经费资助，我们每年例行检查几次落实情况，也就算完成任务，实际占用的时间并不多。

       有时间有经费有精力，我开始全身心投入“郁达夫研究”，北京、上海、广州的图书馆每年都要跑几趟，查阅复印旧史料，追寻最新学术动态，上海四马路的旧书店也是一次次光顾，而且还有幸沿着郁达夫的足迹考察了东南半壁山河。过去论文写好后，曾请廖先生、栾先生斧正，现在又多了个张先生。我拿上新作《郁达夫与徐志摩》请他审阅时，他说，郁达夫与徐志摩是同学，能写一章，郁达夫与郭沫若是创造社“同仁”也可写一篇，如此类推，他和同时代的那么多名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写十几一二十篇是没问题的，积累下来就是一本专著。经他这么一指点，我再也没离开过这个题目。1989年，将所发的十几篇文章集合成册，取名《浪漫才子郁达夫》，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先生欣然作序给予鼓励。

       《浪漫才子郁达夫》出版后，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王守国兄的《撩开神秘的面纱》发在巜郑州晚报》，王曾凡兄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发在《博览群书》，同窗李丹主编的《文摘报》也用半面篇幅发了摘要。借此东风，我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郁达夫与鲁迅》巜郁达夫与王映霞》两本专著，沿袭的仍是张先生指引的方向。

       1992年，省社会科学院不再代管“规划办”，我们一行人将回宣传部，办公室在省委北院的临街楼。这时的张文彬先生早已离开省委宣传部，到省委任常务副秘书长去了，得此消息，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云里雾里讲了两个多小时，有学问上的，有往事，也有闲话，我虽愚钝，但还是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规划办”回到宣传部，也就纳入行政机关的管理序列，与学术无缘，以我的性情不大适合一板一眼的行政工作，还是做学问更能发挥专长。未等他将话说完，我当即表示想去文学所，继续我的“郁达夫研究”。看我的态度坚决，他立马给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葛纪谦打电话，说我想去文学所，不跟着规划办回宣传部，请他给社科院的领导说一下，满足我的要求。

       大学毕业时，就一心一意想去文学所专门搞研究，阴差阳错，十二年后才圆梦，心中是五味杂陈。实际而言，在“规划办”的八年，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岁月，也是我学术研究的高光时刻。这一切的一切，除开放、宽松、自由、民主的大环境的使然外，很大程度上是与张文彬先生的教诲、关照、提携密不可分的。

       张文彬先生、廖立先生、栾星先生早已魂归道山，长眠于九泉，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常在梦中出现，有时真想大喊一声，先生，我想您了！